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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速度也将极大提升，一般几个小时即可完成，所谓几个小时则完全是区块链制作和同步帐本所需要的时间。

因此，在思考法律运行实践中的新问题时，学者就不能仅运用以往积累的概念、语词或教义，还要注重从经验层面切入，发现隐藏于概念背后的、实践的与经验的观念和理论。在一些法律领域，未来以大数据和算法作为依据，而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经验来制定规则具有很大可能性。

伴随着发展，我国的国家制度体系、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法学学者长期以来做了大量法律移植工作，因此总体而言，我国法学学者对于我们自己国家中已经和正在出现的问题，敏感度和自觉关注程度还有待提高。比如，人们的收入与其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展水平有关。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今在许多领域都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大量新问题，已经没有可能直接搬用外国经验了，学者们必须自己进行思考、提供答案。比如，我们今天用移动支付，金钱就表现为一些电子信号，这种情况也可能拓展到其他财产上。

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法学研究理应在我国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中前进和创新。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法治领域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探索中解决。试点地区从监察委员会组建方案，到转隶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实行监察体制改革，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按照试点决定的转隶范围，纪委、政法委积极指导检察机关配合职能划转和工作衔接，组织、编办及财政等有关部门深入研究解决转隶涉及的机构编制、干部配备、经费保障等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高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浙江省重新设计了纪检和监察措施的使用审批程序，对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采取措施，必须经监察委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监察委主任批准。

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后，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依法启动。截至2017年4月27日，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监察委员会组建和转隶工作，北京市共转隶干部768人，山西省共转隶干部1884人，浙江省共转隶干部1645人。

实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党纪检查和国家监察双管齐下，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使监督体制和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检察机关讲政治顾大局，努力做好转隶人员思想工作，协助把好入口关，特别是政治关、廉洁关。我国从先秦开始到明清几千年，就有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监察百官，整顿吏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的监察权，就是为了对百官弹劾纠举、实施监督。

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提出的合理建议，监察委员会必须负责任地听取并及时采取改进工作的措施。通过统筹安排、整体谋划，做到机构不增加、人员不扩编、级别不提升，机构编制和人员配置向主责主业集中。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依法行使监察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试点实践证明，正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试点工作才能做到政治站位高，标准要求严，改革力度和改革节奏相协调。

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履行反腐败职责，有利于形成严密的反腐败监督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处分9389人，同比上升16.1%。从职务犯罪的立案，到留置等调查措施的采用等，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二是监察决定与监察执行适度分离，明确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承担查询、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以及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工作，由公安机关支持配合或具体执行。从内设机构的调整，到职权运行规范的制定。留置措施的细化和规范，为揭露、证实、惩治腐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适应了腐败问题违规与违法交织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提升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能力。

核心要点： ■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三、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经验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归其根本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从三地监察委员会领导构成看，主任由纪委书记兼任，副主任由纪委副书记兼任，转隶的反贪局长任监察委员会委员。

监察委员会受上级监察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从组织体制上保障党对监察权运行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三地试点的实践证明，正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试点工作才能做到政治站位高，标准要求严，改革力度和改革节奏相协调。

留置措施是一项崭新的制度设计，既是反腐败的利器，又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伤及无辜。北京市纪委机关原有23个内设机构，在市级检察院划转10个机构后，市纪委、市监察委机关撤并重组为29个内设机构，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减少4个。必须以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试点地区探索表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方式不只局限于会议期间对其工作报告的审议，监察委员会应主动及时地将全年监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的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使监察工作自觉置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

必须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保障。三是建立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明确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终结移送后，由各级检察机关案管中心受理分流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

但就国家监督体系而言，虽然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检察院还有专门的反贪污、反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力量，但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过于分散，很难有效发挥作用。随着监督体制的健全完善，党内监督空前加强并实现全覆盖。

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试点地区紧紧抓住人员转隶、班子组建、队伍融合、职责履行四个关键环节，统筹谋划、突出重点、把握节奏、协调推进，圆满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对普通对象采取监察措施，设置不同层级的审批程序，确保各项措施规范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有厉行法治的决心，又要有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还要有实施法治的能力和水平。

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大意义。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

按照授权，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全面运用监察措施开展监察活动。为此，试点地区相继制定了严格的程序规范。

党中央选择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旨在使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更好结合，以创造可复制的经验。必须以依法行使监察权为主线。